从章国锡案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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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章国锡案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缺陷

文章来源:admin    时间:2019-01-17

  

  2012年7月18日,章国锡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的章国锡受贿案作出终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章国锡有期徒刑二年,并没收其违法所得。(浙江即时报7月18日讯)

  此案一审法院援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规定,排除检察院指控的部分证据的宣判,曾被认为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得到了刑事诉讼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高度评价。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章国锡涉嫌受贿案过程中是否实施过刑讯逼供的行为,章国锡的有罪供述是否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个疑问最终可能一直“存疑”下去。造成如此结果,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的缺陷是重要推手,而如果我们不能正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的缺陷,不及时将其补正,那么实务中会用更多的非法证据难以被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要排除的对象是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和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所取得证据,一旦非法证据得以确认和排除,取得该证据的侦查员、侦查部门负责人,甚至是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都会为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见,章国锡案的一审法官所面对的,绝对不是几个证据是否合法那么简单,非法证据排除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现行的《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即将实施的刑诉法修正案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操作性。为此,一部详尽的、完善的、操作性强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规定必不可少。该程序规定不能仅仅规定哪些是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更应当就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主体、启动方式、调查机关或部门、举证方式、确认机关和部门等等问题作出详尽的规定,从而使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实务中能够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我们知道,依照刑诉法修正案的规定,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有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权利和义务。公安机关对侦查部门以及检察机关对自侦部门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自身内部监督的范畴,属于自我纠错,一般而言,阻力较小;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有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施监督的职责和权力,且检察机关有对司法人员实施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进行侦查的权力,所以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非法证据的排除,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

  但法院对侦查机关(侦查部门)非法证据的排除,难度非常大。一方面,法院没有如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也没有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进行侦查的权力,对证据是否是非法证据,仅能进行形式上的调查。当然,这也是法院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性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是两大权力部门,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还能监督法院的审判,甚至可以抓捕犯罪的法官,相比而下,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最后关卡的法院,在公检法三家中相对弱势,要相对弱势的法院对相对强势的公法两家取得的证据进行排除,打公检两家的板子,显然难度不小。

  事实上,原审法院对非法证据的调查和确认,同样犯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错误,因而其确认和排除非法证据的活动也难以被公检两家所接受,因此,一个第三方的、能被公检法三家均支持的非法证据调查、确认机关必不可少。

  以我拙见,对涉嫌非法取证得到的证据,原审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后,应暂停对该案的审理,由上一级法院和上一级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证据是否是非法证据进行调查和确认,最后原审法院再依据调查、确认的结果,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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